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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5日至6日，以色列军警连续两天在约旦河西岸卡兰迪亚难民营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新华社记者在现场蹲守超过8个小时，拍摄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捕的过程时，一度被以军士兵直接用枪口指向。此次行动造成至少4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数十人遭到抓捕，以方则表示，行动目的是削弱当地武装组织实力、扩大安全部队的“行动自由”。
新华社8月9日公开了记者现场经历，问题也就来了。一名来自中国国家通讯社、公开执行采访任务的记者，为什么会在镜头前直接面对枪口？
枪口对准中国记者
美国CNN采访团队被以军持枪控制，摄影记者遭锁喉、按倒；加沙医院里的路透社、美联社摄影记者死于袭击；半岛电视台设在医院附近的记者帐篷，也曾遭到以军定点打击。
当记者一次次成为枪口、空袭和拘押措施面对的对象，这件事真正值得追问的，已经不是某一名士兵为什么扣下扳机，而是，是什么让这种风险能够反复出现？
记者不能妨碍军事行动，更不能因为拿着摄像机就拥有无限制进入军事区域的特权。可问题在于，卡兰迪亚难民营这次不是孤例。
2026年3月26日，CNN记者团队在约旦河西岸采访时，同样遭到以军士兵持枪阻拦。摄影记者Cyril Theophilos被从背后锁喉、摔倒在地，摄影设备受损，整个团队随后被扣留约两个小时。
事件曝光后，以军承认相关行为不符合军方标准，展开调查，并暂停涉事部队的相关作战活动。
这种情况到了加沙更加明显，从2023年10月7日战争爆发以后，外国记者长期无法在不受以军陪同的情况下独立进入加沙。少数获准进入者，大多参加由军方安排路线和采访范围的随军采访。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世界想知道加沙里面发生了什么，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当地记者。可恰恰是承担现场记录任务的这群人，正在付出异常高昂的生命代价。
260多人死亡
保护记者委员会截至2026年6月11日记录，自2023年10月7日加沙战争以及后续地区冲突以来，已有26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死亡。
这一统计涵盖加沙、黎巴嫩、也门、伊朗等相关战场，其中259人的死亡被CPJ归因于以色列，包括207名在加沙遇难的巴勒斯坦记者，另有2名巴勒斯坦记者死于以色列拘押设施。但即使只看加沙，207这个数字依旧足够沉重。
2025年8月10日，加沙希法医院附近供媒体人员使用的帐篷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沙里夫在内的多名记者死亡。
仅仅15天后，汗尤尼斯纳赛尔医院又遭到两轮袭击，包括路透社摄影记者Hussam al-Masri、美联社自由摄影记者Mariam Dagga在内5名记者死亡。
这些事件叠加以后，一个非常现实的结果就出现了，外部记者无法自由进入，本地记者又持续伤亡。
一句“他是武装人员”，不能成为所有问题的终点
以色列面对记者死亡争议时，一个经常出现的回应，就是指控相关记者与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存在联系。
阿纳斯·沙里夫遇袭后，以军就公开称其领导哈马斯武装小组。半岛电视台对此否认，新闻自由机构也要求以方拿出能够独立验证的证据。
记者如果直接参战，可以失去平民保护，这在国际人道法里并没有争议。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样明确，记者在武装冲突中原则上属于平民，只要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就依法享有平民保护。
我认为问题真正卡在这里，谁来证明？2025年8月25日纳赛尔医院袭击以后，以方一度称部队锁定的是被哈马斯用于监视以军的一台摄像设备。
后来路透社根据现场视频、设备和采访进行调查，却发现那台摄像机实际上属于路透社，长期用于新闻直播。
这就是为什么独立调查非常重要，战场当然可能误判，可如果战场之外已经没有足够的人能够核验这种误判，那么一句军事声明就可能成为最后版本。
国际法不是没有，问题是违法成本能不能形成
很多人看到这些事情，会问一句，国际法到底在哪里？
其实规则一直都在那里，联合国安理会第2222号决议明确要求保护武装冲突中的记者和媒体人员；国际人道法也明确规定，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记者属于平民。
就连国际刑事法院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没有加入《罗马规约》，所以完全管不到”。巴勒斯坦自2015年4月1日起成为《罗马规约》缔约方，国际刑事法院此前确认，其相关领土管辖范围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
真正薄弱的是执行。法律写得再清楚，如果现场证据难以获得、独立记者无法进入、调查周期漫长，而国际政治又不断影响追责机制，那么规则与现实之间就会留下巨大空档。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以色列之所以给外界一种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观感，并不是因为世界上完全没有法律，而是因为现场控制权、信息入口和责任追究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衡。
掌握军事行动的一方，可以限制采访区域，可以提出记者与武装组织有关的指控；可以控制大量一手战场信息；而真正能够独立进入现场验证这些说法的人，却越来越少，这样的结构一旦形成，约束当然会变弱。
从260多人到中国记者，真正不能失守的是那条证据链
所以再回到8月5日至6日的卡兰迪亚难民营，以军没有向新华社记者开火，但一名正在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被士兵用枪口指向，这本身已经足够严肃。
它和CNN记者被锁喉、纳赛尔医院记者死亡、希法医院媒体帐篷遇袭，存在一个越来越清楚的共同问题。记者在巴以冲突现场工作的空间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
但在我看来，正因为战争里所有人都可能有立场，所以才更需要尽可能多的镜头、采访和独立证据相互验证。
如果最后只剩下交战双方自己记录自己、解释自己、证明自己，那么世界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场能够被核查的战争，而只是几套彼此竞争的战争叙事。
260多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已经死亡，现在连中国记者面前也出现了枪口。当记录战争的人越来越难以安全站在现场，未来发生在战场上的事情，还有多少能够被完整留下，又有多少责任最终能够找到证据？
枪口可以让一个记者放下摄像机。但如果所有摄像机都被迫放下，那才是这场战争留给世界最危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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